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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夏年

學者們一致認為禪宗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佛教中國化的產物，是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之一。把禪宗作為一門學問而進行科學地研究，可以說始于本世紀初。日本學術界最初發軔于此道，他們整理資料，潛心著述，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出現了忽滑谷快天、宇井伯壽、鈴木大拙、柳田圣山等一代大家。至今禪宗研究仍是日本學術界的重頭，新的成果仍在源源不斷地出現，在當今世界佛教學術界據有重要的地位。本世紀20年代末，日本學者鈴木大拙用英語向歐美等國的人民介紹禪宗，使禪宗開始在這一地區普及與流行。50年代以后，禪宗的研究風靡一時，形成了一股“禪宗熱”，修禪不僅成為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之一和鍛煉身心的手段，而且還被用來作為培養企業管理人員的一種技藝，巴黎還成立了歐洲禪宗聯盟。學術界也出現了諸如《禪與美國思想》、《禪門三柱》、《心理分析與佛教禪學》和《天主教禪》等一批名著。禪宗對西方的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發生了一定的影響。現在禪宗仍然是西方學界的主要研究對象，并且正在逐步深入。

我國學術界對禪宗的研究解放前已有之，一些著名的歷史學家、哲學家都涉及了禪宗。著名史學家陳垣先生在抗戰時期撰寫的《清初僧諍記》敘述了東南法門的紛諍，臨濟與曹洞、天童派系的考證，起到了“頗足補史乘之闕”的功用。另一本《明季滇黔佛教考》實際上也是一本論述禪宗的著述，書中對遺民逃禪、黔南傳燈和士大夫之禪悅、深出之禪跡均做了深入的研究，至今仍在學術界居領先地位。此外，佛教界大德太虛、印順等人也有專門論述。20年代末中國學術界還出現了圍繞禪宗宗經《壇經》和禪宗人物慧能、神會等人的論戰，學者胡適在這方面表現突出，他的一些論點曾經驚駭學界，至今仍有一定的影響。此外學者蘇晉仁也曾寫過北宗禪僧慧深的事跡考和著作二卷，這些都為以后的禪宗研究打下了基礎。

解放以后學術界禪宗研究仍在進行。“文化大革命”以前，著名學者呂激、任繼愈等人都先后對此做過專題研究，發表過有關專文。上述陳垣先生的兩本禪宗書籍也先后再版。已故的朱謙之教授還親自翻譯了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所著的《禪學思想史》中的中國禪宗和朝鮮禪教部份，總字數達80余萬字，然而由于當時的政治氣候和極“左”路線的影響，致使這一重要譯著沒能得到出版，使人不無遺憾。

1976年以后，宗教研究特別是佛教研究開始繁榮起來，有關禪宗研究的論文和著述陸續開始出版。至80年代中葉，在大陸，禪宗的研究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話題，風靡一時。一方面學術界發表了不少論文和出版了不少專著，除了從佛學來研究禪宗以外，還擴展到歷史、哲學、美學、心理學、語言學、文化學、倫理學等眾多的領域，另一方面出版界還出版了一大批歐美、日本等國的禪學論著，對國內的禪宗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這一時期國內學者撰寫的重要禪宗研究著述有：郭朋的《壇經校釋》、《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禪宗部分)、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禪宗部分)、呂澂《中國佛教源流略講》(禪宗部分)、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新版，禪宗部分)、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顧偉康《禪宗：文化交融和歷史選擇》、潘桂明《佛教禪宗百問》、正果法師《禪宗大意》等等，短短幾年就取得了如此豐富的成果。新近出版的洪修平的《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定價7.日元。以下簡稱《發展》)則是禪宗研究園地開出的又一枝新蕾。

《發展》共6章，27萬字。緒論回顧了佛教中國化的歷程，討論了佛教中國化的三個重要途徑和三個主要階段，指出“而在隋唐佛教各個宗派中，禪宗的中國化特色是最為典型的。”(第9頁)第一章概觀了小乘禪法，般若性空和涅槃佛性妙有的理論與禪定之關系，意欲說明禪宗的理論來自于中國流行的佛教思潮；第二章分析了禪宗達磨、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五祖的各自禪法的特點，及思想之間的同異；第三章闡述了四祖道信門下旁出的法融為代表的牛頭禪法思想和北宗法如、神秀的觀心看凈、方便通經的理論；第四章研究了不同版本《壇經》間的關系，和六祖慧能的佛教思想；第五章介紹了慧能的佛性理論和頓悟學說的結構與傳承關系；第六章對慧能以后的荷澤、南岳與青原三系的思想特點略作探討，并對禪宗的中國化特色及其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從上可以看出，全書內容豐富，特點明顯，是一本從思想史和佛教哲學的角度來研究和分析禪宗的專著，因此有著很重要的意義，拓展和深化了禪宗的研究。

禪宗是以“禪”命名的佛教宗派。佛教傳入中國后，最早流行的是安世高等人的小乘安般禪法，以后又出現了般若空觀為指導的禪觀，以及口誦佛名的念佛禪等等，可以說沒有哪一個派別不講禪法，坐禪入定乃是佛教徒生活中的主要內容之一。但是在眾多的佛教派別中，卻獨獨禪宗以“禪”命名，說明了它與禪結緣甚深。《發展》的作者抓住這一特征，把它作為基本線索，在詳細地考察了諸家禪法以后，進而指出：“從達摩禪到慧能禪，經歷了一個由外境到內境，由心注一境到心境混然的演變發展過程。”(第63頁)所以“就禪宗思想本身而言，它的以禪命宗是有佛教理論根據的，這種理論根據植根于中國這塊土壤之中，其中的關鍵，即在于它用漢魏以來中國化的大乘義理之學來對傳統禪學做了改造。”(第13頁)從佛教的本身來考察禪宗的命名，應該說有其一定的道理，揭示了禪宗的思想淵源和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任何一種宗教都是以尋求解脫為根本目標。佛教徒面對世間和人生的種種現象，認識到其無常的性質，力求從中得到思想的寧靜和自我的解脫，從而達到一種涅槃的境界。禪宗是宗教，自然也不能脫離這個道路，慧能強調自證自悟，即心即佛，鼓勵人們在當下現實之心求得解脫，所以作者說“佛教禪學所堅持的‘止觀’雙修，禪智并重，似可說是概括了佛教解脫論的根本內容。中國禪宗的心性論以覺性釋心體，以般若之智作為眾生心之本性，倡導心性本覺、見性成佛，其基本精神顯然也沒有超出佛教解脫論的范圍。”(第40頁)“慧能禪所關注的是每個人的自我解脫，它一般并不探究萬法的來源或構成，也不尋求萬法的本體或存在的依據。”(第240頁)表明了作者較好地把握了這一宗教的實質，也就更有力地論證了禪宗的特點。

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一直存在著由小乘禪學到大乘般若性空之學，再到涅槃佛性妙有的這一發展線索。特別是大乘的性空妙有之學對中國哲學的心性論曾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發展》的作者力圖將般若學和涅槃說這二大思潮的線索作為影響禪宗思想的主要來源，闡明其思想變化的軌跡。例如，作者指出菩提達磨的禪法理論基礎是心性本凈和般若掃相相結合的特點；道信的禪法是移足于般若而又未放棄楞伽的思想特點；弘忍的禪法思想又從般若偏重于楞伽；神秀的禪法是按照《大乘起信論》的思想組織起來的，在他的方便法門中還融入了一定的般若思想；慧能則是通過般若中道觀的方法，對傳統的佛性論與實相說做了融攝，形成了獨具的禪學風格。作者還把禪宗的思想發展放到整個傳統中國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討論，尤其注重于從儒釋道三教的關系上來刻意描述，指出“禪宗可說是一個以佛教為本位而又融攝了儒道思想的三教合一的佛教宗派。”(第310頁)道家的自然主義哲學與人生態度，影響了禪宗的解脫修行觀，儒家的性善論、思孟學派的“存誠盡性”、“盡心知天”，以及易學的“生生之謂易”等思想都滲透到了禪的精神中去，所有這些都更好地說明了禪宗是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的思想特色，以及佛教中國化的特色。表明了“禪宗上承佛教中國化的傳統，下開宋明理學的先河，具有承上啟下的中介環節作用。”(第318頁)我們認為這些分析都有一定可取之處，對禪宗的思想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給予了一個應有的恰當地位。

作者除了闡述禪宗在中國思想史的發展演變之外，對禪宗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對《壇經》的版本研究，他提出了“現存早期禪宗資料之形成情況是比較復雜的，各種版本的《壇經》之間并不一定就是直線性的聯系，很可能有交叉或并存的關系。”(第198頁)還指出現存的契嵩本似不大可能是敦煌本或惠聽本，而很可能是惠昕據之改編的文繁的古本。對禪宗思想是主觀唯心主義還是客觀唯心主義的問題，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既都是而又都不是！——當它把萬法說成是自我妄心的產物時，它就帶有主觀唯心主義的色彩，而當它把人所共有的無念、無住之心說成是普遍的、絕對的、唯一真實的存在時，它又帶上了客觀唯心主義的色彩。”(第241頁)“這樣，慧能禪宗實際上便形成了一種它所特有的唯當下現實之心的新的唯心論，這種唯心論顯然并不能以通常意義上的主觀唯心主義或客觀唯心主義來簡單地概括它。”(同上)總之，這種新的、開拓性的觀點，在書中多處可見，表現了嚴謹的學風和扎實的功底，彌補了學術界在這方面的不足。當然，有些觀點還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例如對“壁觀”一詞，作者認為有安心之意，我們認為呂瀓先生把它解釋為“地遍處”更有道理一些。

《發展》一書參考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和近現代中外學者的多種著述，尤其是利用了近代發現的敦煌史料和碑銘石刻等材料，因此在資料的運用上體現了比較全面和豐富的特點，有著較高的學術價值。正如專家所指出的那樣：“本論文觀點新穎、見解深刻、資料豐富、論證周密、結構嚴謹、語言流暢，可彌補國內學術界對早期禪宗思想系統研究的不足，對推進我國這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價值。”(序，第7頁)值得佛教研究者和愿意了解佛教的人一讀。

現在，我國的禪宗研究仍然方興未艾。除了上述的各種著述之外，最近吉林出版社又推出了《中國禪宗大全》，此書將一些比較重要的禪宗資料和著述收輯成冊，匯集出版，有一定的資料性。待出的書還有邢東風的《中國佛教南宗禪的思想和實踐研究》、魏道儒的《宋代佛教史論》、杜繼文等《中國禪宗史》、朱謙之的《中國禪學思想史》，其另一本《朝鮮禪教史》因財政的問題，正有待于有識之士幫助出版，等等。這些都是學有專精的學者和博士生辛勤耕耘多年的心血，體現了大陸當今的學術水平。但是也應該指出在禪宗熱的情況下，一些禪宗讀物的出版質量還亟待提高。有些讀物由于作者的理解不正確，造成了歧義，引起了學術界的批評，甚至日本學術界也發表書評，表示“畏懼”，這些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擔憂和慎重，禪宗研究的基礎仍然是當今的一項重要工作之一。

來源：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