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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區的佛教發展歷經1700余年，在中國禪宗史上，可謂“言禪者不可不知蜀”。巴蜀地區曾經涌現出眾多禪宗高僧，他們為禪宗發展以及佛教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明代中葉臨濟宗禪師楚山紹琦便是其中典型代表。

一、生平行跡與師承

楚山紹琦（1404-1473），俗姓雷，字楚山，號幻叟、荊璧，唐安（今四川崇州）人。自幼天資聰慧，后因家境驟變，棄學出家。初從玄極通禪師不契，再參普州（今四川安岳縣）東林寺無際明悟（1381-1446）禪師。在無際禪師的指導下，紹琦禪師聞板鐘而悟禪機。無際禪師為其印證，并傳其衣缽。得法后，紹琦禪師“復歸東山，潛跡十載”，于天順元年（1457）返回四川，駐錫成都靈音寺（今石經寺）。為感謝蜀王和眾官員的慷慨資助，紹琦禪師將靈音寺更名為天成寺，在此弘揚佛法三十余年。紹琦禪師因此與天成寺結下深厚淵源，最終于寺后棲幻壁坐化。紹琦禪師一生歷經明朝七代皇帝，自明成祖朱棣至明憲宗朱見深，被敕封為“荊壁禪師”，為振興巴蜀佛教留下了寶貴的思想和文化遺產。 

二、“禪凈雙修”的禪法思想

紹琦禪師的禪學思想深厚廣博，其“禪凈雙修”的主張不僅展現了對佛教內部不同法門的融會貫通，也體現了對佛教修行方法的深刻理解和創造性運用。在參禪方面，紹琦禪師積極融入明代禪教并重、性相一源的時代潮流，將禪宗“即心即佛”的思想與北宋以后流行的念佛法門相結合，形成了既有傳統性，又有其獨特風格的“參究念佛”法門。

紹琦禪師強調心與佛的不可分割性和內在統一性，認為并不存在獨立于心之外的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心者，佛之囊廓；佛者，心之發用。未始有二。人之崇尚既純，心之靈驗自著，不假外求而有。蓋理非得失，得失在人也。”（明·紹琦：《石 經楚山和尚語錄》卷七《無相說》）他主張心與佛緊密相連，當內心達到純粹狀態時，智慧便會自然顯現，從而領會佛法真諦。真理的得失取決于內心選擇。

正是基于“心佛不二”的理念，紹琦禪師提出禪凈合一的本質可歸結為“念佛禪”。這種修行方法強調在念佛過程中參悟本心，從而實現“禪凈雙修”的統一。

紹琦禪師認為，佛因心而存在，心因佛而開顯。心與佛名稱雖不同，本質卻是一樣。念佛即是念心，念心即是念佛；若無念，則無用心，也無佛。禪宗和凈土宗雖然在修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最終目標都是相同的，都是為了達到解脫和成佛。究其本質，念佛乃是念自心之佛。紹琦禪師借用“山色溪聲，頭頭顯露”的自然意境表達禪悟后的心境，將佛教的“性相平等”與理學的“理事一如”并舉，體現出他對道家自然觀與儒家理學的包容和吸納，從而展現出一種全面而和諧的哲學視野。總體而言，紹琦禪師的“念佛禪”既尊重傳統，又具有創新性，為修行者提供了一條切實可行的修行路徑，也為佛教義理闡釋的中國化注入了新的內涵。

三、儒釋道融合的思想體系

紹琦禪師生時恰逢中國思想界倡導文化多元融合，他亦順應了這一時代趨勢。在與儒家、道家的交流過程中，紹琦禪師汲取儒道二家智慧，主張“儒釋道融合”。在中國歷史中，儒釋道融合是重要的文化現象，尤其在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此時，佛教廣泛傳播，儒家占據主流，道教興起，儒釋道開始相互交流，形成融合趨勢。隋唐政府寬容的宗教政策促進了儒釋道融合，絲綢之路的繁榮也為其提供了土壤。宋代理學家通過與佛、道思想的對話，發展了“理一分殊”等觀點，強化儒家哲學，為儒釋道合一奠定基礎。儒釋道融合也是佛教中國化的發展路徑，明代佛教在宋明理學主導下，積極會通儒學，儒釋道合一成為僧眾的普遍主張。

紹琦禪師的儒釋道融合觀重在強調“心統儒釋道”，認為儒釋道盡管外在表現不同，但其本質皆以心性為基礎。作為臨濟宗傳人，紹琦禪師緊扣“直指心性”“識心為本”的禪宗宗旨。在《楚山紹琦禪師語錄》中，關于“心”的闡釋占據了主要篇幅。他指出儒釋道雖然在名義和教法上存在差異，但它們都源自同一個根本，即心性：“夫所謂心者，乃真如自性之心，非妄想緣慮之心也。實萬法之總府，群靈之幽府。所謂性者，即自心中本具真空之理，虛靈知覺之性也，非氣稟情識之性。實二儀之所祖，三教之元宗。心乃性之靈，性即心之理。心、性名殊，其體無異。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明·紹琦： 《楚山和尚住同安投子禪寺語錄卷之一》）

文中紹琦禪師區分了“心”與“性”的概念，強調了二者的關系。簡單來說，這里提到的“心”并非我們通常所指的會思考、有情感的心，而是指一種超越物質和現象層面的真理，是般若空性的代表——真如自性之心。同樣，“性”在此處也不是指個性或性格特質，而是指由空性智慧展現出的妙有之理，又可稱為虛靈知覺之性。“心”是“性”的內在原理，“性”是“心”的外在表現形式。從紹琦禪師的表述中可以看到，他有意識地在理學的表述框架中對佛教觀點進行整合與辨析。心與性，雖名有二，實則一體，心是性的理性基礎，而性則是心的靈動體現。這種心性觀念正是儒釋道共同遵循的核心原則。紹琦禪師突出了心的根本地位，特別強調心性是“二儀之所祖，三教之元宗”，這種包容性和創造性的弘教傳法，展現了紹琦禪師對傳統哲學議題的獨到理解和闡釋。他不僅堅守了禪宗的根本精神，也有能力融通儒學思想中的深刻意涵，這使他的佛教思想更加適應中國社會，也為佛教的中國化提供了新的路徑。

四、對佛教中國化的歷史貢獻

紹琦禪師不僅繼承了唐代智詵禪師和宋代圓悟克勤禪師的禪學傳統，更將其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推動了佛教的本土化進程。紹琦禪師的思想對后來明末聚云吹萬禪系和清初梁平破山禪系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巴蜀地區五大禪學流派發展的 重要源流之一。這不僅塑造了四川禪宗的鮮明中國特色，更在明代禪宗整體趨向衰落的大環境下，推動了一場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中興運動。

紹琦禪師的傳法活動不僅限于四川，其足跡還遠涉福建、江蘇、湖北、安徽等地，影響力遍及全國，甚至在日本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他廣收門徒，弟子背景多元，從蜀王、鄉紳、文人、學者，到普通百姓，體現了佛教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傳播。《續燈正統》中收錄的紹琦禪師200余位弟子中，有16位與巴蜀地區佛教發展密切相關，如古渝濟川洪禪師、東普慧燈然禪師等。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其弟子大悲智中禪師，在松藩大悲寺教化邊疆，增進民族交流和團結，獲明英宗認可，被授“國師”稱號，展現了佛教在促進中國多民族融合中的重要作用。

紹琦禪師及其弟子們在不同地區傳播的佛教思想，既保持了佛教的核心教義，又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形成了一個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龐大禪宗傳承體系。這種融合主要體現在思想層面，特別是“禪凈雙修”的修行理念和儒釋道融合的哲學思 想上。紹琦禪師的這些創新性觀點不僅豐富了中國佛教的內涵，也推動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為中國佛教的健康傳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2017級博士生。本文系2021年度國家社科青年項目“中國化佛教寺院空間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CZJ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