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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光

　　對禪詮釋的基本步驟即是對禪的定義。概念、判斷和推理被認為是一種現代的、理性的思維方法。
　　什么是禪？這個問題可能會被棒喝，要么會被能者譏笑。我們還是要思考“佛祖的本來之意”。從禪學的歷史上說，其宗派法脈有南宗北宗、有五家七宗；方法上有機鋒棒喝，有參話頭，有文字禪；從地域文化上說，有印度禪、中國禪、日本禪，即使在日本也遠有道元禪、近有鈴木禪；從時代上說，有農業禪、工業禪；從人群上說，有居士禪、智識分子禪、愚夫愚婦禪；從西方語境上說，又有人道主義的禪、心理主義的禪、精神分析的禪。為了說明禪的精神，人們又將見性成佛與西方心理學中的自我實現相比。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有多少人即有多少種禪，有多少種文化即是多少種禪文化，有多少詮釋說的理論即有多少種對禪的詮釋。當我們閱讀一卷卷燈錄時，仿佛面在聆聽大師們的平實又深奧的語言，能夠感到大師平淡之中那冷峻的禪機。

　　為了說明禪的內涵，人們想盡辦法，從孔孟到老莊，從繪畫到文學都被引入以為詮釋。道家之“道”即是一個說不清的問題，為了說明禪的精髓，將之引入，禪就與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結合，又衍生了一系列的問題，諸如成人與成佛、善惡與佛性、出世與入世、菩薩與眾生等問題，這隨即增加了禪與道的復雜性。
　　按照解釋學的觀點，科學認識論已經死了，“過分地要求清晰、確定和完整性”的追求“已證明是空想”。事實上，禪的豐富性從修學者角度進行可再讀性和可再詮釋性，以及其對本質解釋的不確定性。禪宗語言的不可通識性和難表性正是因為它的不可言說性和不必言說性。所以對禪的詮釋還有著開放性，從不同的角度詮釋它、表述它。伽達默爾說：“理解不是去捕捉語言，而是它原就運行在語言之中”。禪者通過對經典創造性解讀而完成了思想的創造，通過對思想的創造而完成了對修行方式改變和對生命意義的準確表述。
　　以是故，對禪的解釋或說明只能是直陳“如是”，其內涵即是“我聞”、“我是”、“我思”。對禪的定義不是一種全稱肯定判斷“是”或否定判斷“不是”，因為每個人所能詮的只能是自心，不能是他心。自己的心尚不能完全表明，何況是對他人之心的解釋，更不用說是一般的“宇宙之心”。宇宙的本體問題不是人生要解決的根本問題。般若智性是對本質生命的關注，而不去探索那種玄思的宇宙。
　　為什么只能陳述，而不能解釋？因為萬法盡在自性，涅槃妙心實相無相，所以不依文字，更不立文字。文字是不能了義的，只能是以心傳心，教外別傳。慧能曾說：“于一切境上不染，名為無念。”所謂的“境”包括文字和語言。在六識之中，眼耳二識所取之相正包括著文字和語言。如果執于此二識，即是受到了境染，不執于境也含有對文字和語言之破。慧能還說，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但是，真如“自性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
　　懷海禪師也曾有言：“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由于對禪進行表述中的個體性和體悟性，因此所有的文字對禪的表述都是一徧，所有的定義都是一種分別。由于禪的精神是不執于思辨，不執于智識，不執于體系，所以最好的解釋就是不作解釋，一切的解釋永遠都不是事物的真相，都不是人生的本來面目。當把禪等同于文字之時，等同于對先師話頭的人云亦云之時，禪的生機與精神也就失去了。套用禪家的一個話頭“形像在這里，人在什處”，對于執于文字者，我們可以問道：“文字在這里，禪在何處？”“大師在這里，精神在何處？”
　　對禪的真正解釋是不依賴于文字的，文字更是難以言盡禪的全部。所以不立文字即是一個相對概念，慧能如是說：“人不合言語，言語即文字。”惠聽本《壇經》并接著說：“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兩字，亦是文字。”契嵩本、宗寶本《壇經》也說：“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禪宗雖然有南宗北宗之分，后世又開為幾枝，但他們對語言和文字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如神秀就說：“因筌求魚，得魚忘筌，因言求意，得意忘言。”
　　禪宗不依文字而學而傳而修，但是人們還是要對它做出表達與詮釋，不然拈花之機應有幾人能夠會心一笑呢?有多少人能夠了悟“一切舉動施為，語默啼笑，盡是佛意”呢？其言效又是如何加以理解的呢？所以，禪宗的修行就面臨著一個悖論：為了對禪加以陳述、導之后學，必須引入文字和語言，但是引入的文字和語言不僅不能陳述禪的生動性，反而會損害禪的完整性準確性，使后學者南轅北轍。因此，許多禪者選擇的是，最好的表達即是不予表達。從宏篇巨著到三言兩語，再到平靜的緘默，是從“語言”到“無語”再到“不語”，從宏大敘事再到答非所問。這是不是就是覺者所說的“曾經滄海難為水”呢？因此禪者的修行初階即演變成了某種程度上對文字的拒斥。禪師間的對話也體現了這一點，如：
　　鄭溶問曰：云何是道？
　　神會答曰：無名是道。
　　又問：道既無名，何故言道？
　　答曰：道終不自言，言其道，只是對問故。
　　問：道既假名，無名是真名？
　　答曰：非真。
　　問：無名既非真，何故無名是道？
　　答：為有問故，始有言說。若無有問，終無言說。
　　德山寶鑒禪師甚至直接說：“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
　　從另一面，雖然萬法盡在自性，卻不是說萬法等于自性。從其意義上說，萬法僅是自性的一部分，自性中還包涵不是萬法的部分，那會是什么呢？禪者沒有解說，因為不能說盡萬法。因為不可說，所以不去說。用現在的語言說，自性中的別的部分或許即是一種本體性的東西，這是一個應該存而不論的東西。我們可以發現，原來禪者對“什么是禪”往往是采用不說破、不用說破或不能說破的態度。用邏輯的方法來探討禪的“意義”這一方法，正是被稱為是“或有學人，披枷帶鎖”的現象。語到自心反無聲。也許，只有這樣才能說明禪的意義和禪的精神。
　　禪的發展可能不在于其修行方式和精神的變革，而在于其詮釋方法和精神的發展，在于其人本主義的語言學的轉向。正是對禪的不同解釋才促進了禪修精神和方式的變革。禪宗通過對語詞所詮之義的語言學的轉向，完成了修行方式和精髓的變革。盡管對詞匯的解讀具有個體性，一個人未必能夠完全解讀禪宗的精髓，但是對禪師語言（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的解讀卻是悟與迷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弟子是否登堂入室的象征。
　　禪宗正是通過對語言模糊性的強調，完成了佛一人、佛性一人生，存在一法身之間的認識論上的轉變。用一句西方的話語來說，這即是完成了一種中國佛教修行方法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把抽象的佛性表達成了一種個性化的存在，把成佛轉向了成人，把未來轉成了當下，把遙遠的涅槃轉換成當下的自在。在此意義上禪者把個體生命存在性質的假設進行了一個人本主義的轉向。

（來源：寶蓮禪寺網）